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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湾南岸地区古代制盐工艺的演变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8-02-12
 

  制盐工艺流程问题是研究古代盐业史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山东寿光双王城、昌邑唐央等多个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发掘之前,对莱州湾南岸地区(西起小清河口,东至虎头崖,行政区划涉及广饶、寿光、寒亭、昌邑、平度、莱州6个县市)这一问题的研究工作更依赖于文献考据,其中不免有张冠李戴或语焉不详,在此不一一枚举。如曾仰丰先生所著的《中国盐政史》,虽认识到山东地区盐业的重要性,“古代盐产之富,莫盛于山东;盐法之兴,亦莫先于山东”?,但此书重在谈“盐政”,涉及盐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却极少;郭正忠先生所编著的《中国盐业史》是一部系统介绍古代盐业史的大成之作,但在介绍海盐生产时,囿于当时资料限制,在介绍海盐生产时显得比较笼统,没有充分认识到莱州湾南岸地区制盐工艺的独特性。现存诸多地方史志对晒盐工艺记载颇详,但对晒盐法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煮盐工艺却因不得其详而多是一笔带过,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随着近十年来莱州湾南岸地区盐业考古工作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因为多个盐业遗址群的发现和发掘,基本解决了商周时期、东周时期、金元时期这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的制盐工艺流程问题,丰富了中国盐业史的研究,其中燕生东先生的著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为扛鼎之作。现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及相关的文献记载,对这一地区的制盐工艺流程的演变问题做一个梳理。在探讨这一地区的制盐工艺问题时,主制盐工艺流程问题是研究古代盐业史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山东寿光双王城、昌邑唐央等多个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发掘之前,对莱州湾南岸地区(西起小清河口,东至虎头崖,行政区划涉及广饶、寿光、寒亭、昌邑、平度、莱州6个县市)这一问题的研究工作更依赖于文献考据,其中不免有张冠李戴或语焉不详,在此不一一枚举。如曾仰丰先生所著的《中国盐政史》,虽认识到山东地区盐业的重要性,“古代盐产之富,莫盛于山东;盐法之兴,亦莫先于山东”?,但此书重在谈“盐政”,涉及盐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却极少;郭正忠先生所编著的《中国盐业史》是一部系统介绍古代盐业史的大成之作,但在介绍海盐生产时,囿于当时资料限制,在介绍海盐生产时显得比较笼统,没有充分认识到莱州湾南岸地区制盐工艺的独特性。现存诸多地方史志对晒盐工艺记载颇详,但对晒盐法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煮盐工艺却因不得其详而多是一笔带过,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随着近十年来莱州湾南岸地区盐业考古工作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因为多个盐业遗址群的发现和发掘,基本解决了商周时期、东周时期、金元时期这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的制盐工艺流程问题,丰富了中国盐业史的研究,其中燕生东先生的著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为扛鼎之作。现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及相关的文献记载,对这一地区的制盐工艺流程的演变问题做一个梳理。在探讨这一地区的制盐工艺问题时,主要着眼于具有规模化生产、具有国家或集体行为以及代表着当时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的制盐方式的研究;而对于那些具有从属性质、小产业作坊或个体性的制盐方式,本文略有提及,仅供参考。

   

    一、原料、环境及其他影响因素 

  莱州湾南岸制盐的原料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海水纳潮;一是提取地下卤水。但笔者查阅寿光自清康熙年间以来出版的相关志书,除1992年版本《寿光县志》记载民国时期有引海水入沟采卤的记载,但民国寿光县志并未记录沟滩采卤的方法;此外,山东羊口盐场编志办公室于1990年10月编著的内刊《山东羊口盐场志》,记载了寿光羊口直至1961年开始扬送海水晒制原盐。考虑到莱州湾南岸地区北部大范围的滩涂地带,海水的提取在古代显得尤为困难。同时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大量地方史志的相关记载都可以证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莱州湾南岸地区所谓海盐并非直接取自海水;而是来自于地下卤水。如在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调查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多处商周及金元时期的卤水井;在昌邑唐央——火道遗址群也发现的东周时期成排的8口卤水井等等。地下卤水是海水经“潮滩成卤过程”蒸发浓缩而成,因此也将地下卤水制成的原盐也称为海盐。莱州湾南岸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数量较多、时期不同的盐业遗址群,恰是渤海南岸浅层地下卤水浓度最高、储量最大的集中地区。该地区地下卤水分布东起莱州市沙河,西至寿光小清河口,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潜水卤水层平均浓度分布可分为三个卤水带:近陆侧中低浓度带;近海侧中等浓度带;两者之间的高浓度卤水带。高浓度带内,常出现大于12∽15波美度的特高浓度富集区块?。

    莱州湾南岸产盐区内大都处于盐碱地带,不适宜农业生产和生活居住,但洼地、湖泊、沼泽内密布着及其繁茂的芦苇、茅草等野生植物,为制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燃料和建筑材料。平原地带适宜陆路交通,古代这一地区还有发达的河流、湖泊且近海等,适宜水路交通,为盐之运输提供了便利。产盐区以西、以南面积广阔的冲积平原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淡水资源丰富;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聚落密集、人口集中、农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这为盐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物质生活保障。

    除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外,盐业生产的产量、规模甚至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政策、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极深。如殷商时期莱州湾南岸地区盐业的兴起与商王朝征夷方后大力发展盐业生产不无关系;管仲相齐,“正渠展之盐,通东莱之产,而齐以富强”,可见齐国的强盛与重视盐业生产关系密切。秦汉以后,国家大一统格局形成,国家管理范围内的盐业产区扩大;汉代政府实行的盐业专卖政策,产盐区域也从渤海南岸的莱州湾地区扩大到黄海南岸,初步奠定了后代山东食盐产地的基础;但此时山东地区盐业地位和重要性有所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汉魏时期,战乱不断,盐业退化,不逮往古。唐后期藩镇割据,更有盐枭王仙芝、黄巢之乱,整个山东地区盐业生产皆受打击,莱州湾沿岸自然莫能幸免。 宋元明清时期,盐业生产也深受社会环境影响,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煮盐”方式的演变 

  莱州湾南岸地区的盐业开发历史悠久。《世本·作篇》集中描述了传说时代我国古代先民的创造发明,其中就提到了宿沙氏煮盐。夙沙氏据说为炎帝部落中人,据《世本》相关记载及《太平御览》引宋衷注中“宿沙卫,齐灵公臣。齐滨海,故卫为渔盐之利”的记载,其活动主要区域应该就在莱州湾南岸地区。将这一时期的伟大发明系于个人固然不足为信,但与相关考古发现向参照,显然也并不是向壁虚构。截至2015年底,在位于距今海岸线15~30公里的范围内,莱州湾南岸地区已发现10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此后在寿光牛头镇村等地陆续又有新的发现。这些遗址规模较小,文化层堆积较浅较薄,容易遭到破坏,也没有进行过正式发掘;同时也没有发现专门的制盐工具,只是发现了一些龙山文化时期的鼎、甗类生活用品,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些龙山文化遗址是制盐遗址,从而无法十分准确地推断这一时期的制盐工艺。但考虑到这一带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可以大胆推测这些遗址很可能与制盐有关,已经有了原始制盐业。制盐方法可能就是用鼎、甗等进行简单的熬煮;制盐原料很可能就是用地下卤水,也不排除用地下卤水蒸发而形成的地表盐碱土进行制盐的可能。

  根据《尚书·禹贡》中“海岱惟青州,隅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贡盐絺,海物唯错”的记载,明确说明夏代盐是进献给中央王朝的主要贡品之一,同时也隐含了当时的盐业制度,曾仰丰先生认为这时“有贡无税,贡即税也”。该地区制盐的原料来源是“斥”,即为卤水也。这一时期,考古资料很少,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盐业生产方式无从考察,应该还是延续以往。

  殷墟时期的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卤”字,如“卤小臣其又邑”、“己酉卜,宾,贞戎卤”等等。根据《说文解字》:“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可以判断,在甲骨文中提到的“卤”就是指的“盐”。有专家认为,晚商时期,商人的势力已经退出晋西南地区。其东征夷方的目的,就是控制并保护鲁北地区的海盐;并依靠国家的力量,对盐业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提到西周早期与盐业有关的文字:“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说明那时政府可能已经参与了盐业的生产和贸易活动;而这种盐业管理行为,绝非无源之本,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盐业管理方式的延续。可推断,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国家可能已经在滨海地区设有盐业管理机构,来负责海盐的生产和供给。这些文字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盐业情况,但关于早期的制盐流程问题,早期文献上没有记载。直至双王城遗址的发掘,可以说才真正揭开了殷墟晚期至西周时期制盐流程的庐山真面目,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取得了鲁北地区盐业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这一时期,专业制盐工具——盔形器被大量发现。盔形器口径约20厘米,高在25厘米左右。通过对双王城盐业遗址的发掘,一个完整的制盐单元结构布局出现在世人面前:浅层地下卤水井、规模宏大的灶棚、庞大的盐灶及其工作间、储卤坑等位于中部。以其为中轴线,卤水沟和成组对称的坑池对称分布在南北两侧。制盐的基本流程可以总结为:卤水井中用盔形器提取卤水——沉淀池卤水过滤——蒸发池提高卤水浓度——盔形器煮盐——破罐取盐。④在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盐业遗址群有10余处、盐业遗址点300多处。尽管对于部分遗迹现象个别专家有不同的认知,但利用盔形器熬煮地下卤水成盐的基本方式得到普遍认可。

  春秋时期,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管子·地数》载:“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可见“渠展之盐”是当时名闻天下的中国三大财源之一,对齐国起着财力支撑的巨大作用,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和山东沿海的开发。这一时期制盐工艺,从《管子·轻重甲》所载“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中可见端倪。一是制盐原料取自“泲水”。何为“泲水”?有“济水”、“沸水”、“海水”等说法,但笔者更倾向于于鬯先生的观点“盐之质”最为合理;二是制盐方式为“煮”盐;三燃料为“菹薪”,也就是枯槁的草木;柴草。但遗憾的是,一直未发现春秋时期的制盐工具。有专家推测可能用铜盘进行盐业生产,但考虑到青铜原料相对珍贵,并不符合进行大规模盐业生产,只可偶尔为之。因此,春秋时期的煮盐工具还是从陶制器物上去寻找。随着近年来在渤海湾南岸地区的潍坊昌邑、滨海、寿光一带以及向西向北直至东营广饶、利津、沾化,滨州无棣以及河北海兴、黄骅等地,发现多处规模和数量远超过殷墟时期、制盐工具也不同的战国时期盐业遗址群,愈发觉得春秋时期盐业研究还存在一定遗憾,也就是在殷墟至西周时期盔形器与现今考古学界普遍认可的战国时期大口圜底罐之间,存在器物类型上的缺环。而从文献记载看,这一时期该地区是齐国重要的盐业生产基地,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制盐工具。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各类盔形器的研究,很可能春秋时期的煮盐工具还是一种盔形器。

  通过对唐央等遗址的发掘,战国时期的制盐工艺基本得到解决。这一时期制盐工具为中口圜底薄胎瓮、大口圜底厚胎罐形器,器形与盔形器类似,体型较大,口径大约30-50 厘米,高大约50-100厘米。内壁均戳印和拍印方格、菱形、圆形、椭圆形等几何纹饰,应该是为在“破罐取盐”时罐体与盐易于分离。除发现大量圜底罐外,在多个遗址内发现了那时的卤水井和盐灶。同一时期、同一灶址多个卤水井排在一起,说明那时卤水的需求量与晚商西周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单个盐业作坊的制盐规模和产量也成倍增加。盐灶口部面积不大,可放置一、两个煮盐工具。推测其制盐基本流程为:井中提取浅层地下卤水——净化并提高卤水浓度——圜底大型中瓮储存——大口圜底厚胎罐内慢火熬煮成盐。⑤

  自汉至唐,莱州湾沿岸的盐业遗址发现不多,考古工作也相对滞后,对这一时期的盐业研究主要依靠文献资料。西汉时期,莱州湾南岸地区设置盐官的地方有3处:北海郡的寿光、都昌,东莱郡的曲城。东汉时有产盐区有所扩大,盐官也有所增置。从盐业生产来说,据《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中,在大农令在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中,提及了“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煮)盐,官与牢盆”及“敢私铸铁器鬻(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⑥从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制盐方式是用铁器煮盐无疑。铁器作为制盐工具出现后,因其具有陶制工具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极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效率;自此以后制盐方式应该基本固定下来,直到大约明代“晒盐法”的出现。可惜的是,因铁器能够重新冶铸循环使用,遗址上难以得到可靠的铁器遗物,因此无法了解汉代煮盐工具的形制。

  东魏时期,《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载:“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其中青州盐灶546座,每灶年产食盐78.6斛;占东魏时期海盐生产的1/5强。

  唐代,据《太平广记》卷238《王使君》、《元和郡县志》卷10记载在广饶、北海等地为唐代海盐产地之一,且均可能设有盐官。但从全国角度看,盐业生产地位明显下降。从隋唐至五代时期的制盐工艺,《中国盐业史》据《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记载了淮东地区的制盐工艺,即采用“刺土成盐法”等海盐技术,通过刮咸取卤获得的卤水渗入卤水井中、验卤、煎煮成盐。其中还要经过输卤入漕、装盘煎煮、石灰封盘、皂角结盐、收盐伏火等一系列分支环节等。从技术环节看,体现了生产工序的规范化、生产分工系列化等优点。但莱州湾南岸地区是否也采取“刮咸取卤”则很是成疑。因为这一地区的浅层地下卤水可以说掘土即是,从历史传统上看取卤制卤的工艺早已经相当成熟,没有必要在大规模生产时舍此求彼。笔者通过对当地民间的调查,的确也曾存在“刮咸取卤”制盐的方法也有,…但那仅仅是当地百姓进行的个体手工业操作,费时费力,不代表大规模生产方式。

    寿光官台村北现存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所立的《创修公廨之记》石碑,对了解元代莱州湾南岸地区的制盐业具有重要价值。该碑载:“夫官台遗迹,土人云齐王避暑之所,故俗相传未为实……其地广斥,乃利国煮盐之地也”,并对元代官台制盐管理机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至元初,设官勾以治之,办课盐一万七千余引,所管五灶,民几四百。至丁未改升司令司,设司令、司丞二员,品秩同县邑隶”。此外,还提到了官台场“运民”盗取野草,致使“灶民”无草可用而引发矛盾,武公安排人约谈双方解决矛盾的情况。可见,元代制盐仍为煮盐无疑,野草为主要煮盐燃料。双王城遗址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金元时期制盐遗址,解密了这一时期制盐流程。通过遗存的大量盐灶形状判断,方形铁盘或圆形铁釜是金元时期主要煮盐工具。制盐流程大致为:从卤水井汲取卤水,通过过滤沟让卤水得以净化,最后在盐灶上置铁盘或铁锅熬煮成盐。⑦从双王城遗址发掘现场可以判断,金元时期铁盘长约1.5、宽约1米;铁釜直径约1米。

  我们可以看到,在宋元时期,莱州湾南岸地区的制盐工艺与元陈椿的《熬波图》、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所载明显不同。因为地下卤水的存在,使这一地区的制盐工艺显得简单化。

  总的来看,在晒盐法出现之前的煮盐时代,煮盐工具虽几经演变,但盐业生产技术并没有本质变化,但生产效率却随着制盐工具的改进渐次有所提高。

    

    三、“晒盐”技术的出现及发展 

  从双王城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商周时期的“沉淀池”、“蒸发池”来看,制盐过程中已经有意识地利用日晒风吹来提高卤水浓度。不过大量盐灶和盔形器残片的发现,表明“晒盐法”还没有出现。以双王城遗址发掘得到的工艺流程与晒盐法想对照,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盐井的建造方式与商周时期几乎一模一样。商周时期圈池形制也非常类似。但圈池数量不够,使卤水无法在一定时间内迅速达到结晶标准及不懂得“撒盐少许引之”⑧,很可能就是造成“晒盐法”没有在莱州湾南岸地区自身形成的主要原因。

  莱州湾南岸地区的海盐晒盐技术出现于何时?从双王城遗址发掘现场看,起码在宋元时期还不曾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但从文献记载看,在金朝统治下的这一地区,已经出现了晒盐法。

  在《金史·志第三十·食货四·盐》中记载了(大定)二十三年山东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的事件,昭示着莱州湾南岸一种新的制盐技术“日晒法”已经出现。但李孜所用原料为刮碱所得,非为卤水,相对而言无法保证盐的产量和质量。从技术上讲应当时“日晒法”应该还没有完全成熟,缺少后来晒盐法的关键步骤,所以也就没有代替煮盐法而成为主流。

  “晒盐法”源自何处?从各种资料看,它不是莱州湾地区在盐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身发明的,而是首先由福建一带渐渐传过来的。南宋孝光时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11《盐如方印》中记载“今盐已成卤水者,暴烈日中,数日即成方印,洁白可爱;初小,渐大,或十数印累累相连”,记载了东南沿海至晚在南宋时期已出现晒盐。此外据白广美先生在《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一文中考证,在元代官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载有福建运司“所辖十场, 除煎四场外, 晒盐六场。所办课程全凭日色晒曝成盐,色与净砂无异, 名日砂盐。”《元史· 食货志》亦载:“ 福建之盐, ......煎盐每引递增至二十贯, 晒盐每引至一十七贯四钱所隶之场有七”,书中所列当时大都、河间、山东、河东、四川、辽阳、两淮、两浙、广东、广海等各区之盐,除河东池盐外,元代各区海盐盐场均是靠灶户煎盐, 由此可知, 海盐晒制技术始于福建盐场。

  此外,仍据白广美先生在《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文中考证,明代学者汪砢玉在《古今鹾略》卷一中谈到今河北境内海丰盐场“先年有福建一人来传此水可以晒盐,今灶户高浮等于河边挑修一池,隔为大中小三段,此地浇水于段内晒之,浃辰则水干,盐如冰……”。通过以上记载可知,至晚在明代,晒盐工艺由河北向南传到莱州湾湾南岸地区的山东各大盐场。

  “煮盐”而言,晒盐工艺生产工序简化,成本降低,产量大又省工时,经济价值十分明显,堪称制盐技术上的一次技术革命。

  但晒盐技术传入后,传统煮盐技术也一直被继续使用,不过某些工艺方式得到改良。煮盐生产极为耗费人力物力,但因其流传时间特别长,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难以当即取消,况且开滩晒盐需要一次性投入较大成本,并非所有灶户皆能一步到位,所以传统的煎盐工艺依然保留下来;尤其是那些离海滩较远或地形不宜开滩晒盐的地方,继续使用煎盐法。据《明史·志第五十六· 食货四》记载“盐所产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刮地得之,淮、浙之盐熬波,川、滇之盐汲井,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此其大较也。”明代山东19个盐场,仅永利、利国、丰民、丰国4场实行滩晒。

  清代,晒盐工艺在山东盐产区内更加得到普及。清代安致远康熙三十七年(1698)编修的《寿光县志·卷十一·盐法考》中谈到,“昔之盐者以火成,故赋海者言熬波出素也。然在今日寿邑之盐则日暴者多而火煎者少。海滨之民,疏土为畦,阡陌纵横,形如田垅,量坎水于其中,风之日之,而盐成矣。”可见清代早期莱州湾南岸地区的寿光境内,已经是以晒盐为主了。至清代中期,山东盐场几经裁并,尚余8场。8场之中,官台(今山东寿光境内)、西由(今烟台莱州境内)永阜(今淄博高青境内)、永利(今滨州无棣境内)、王家冈(今东营境内)、富国(今滨州沾化境内)场皆位于山东地区莱州湾沿岸,制盐工艺可以说从商周时期就一脉相承。余者涛雒(今日照东港)、石河(今青岛境内)皆位于黄海沿岸地区。莱州湾沿岸地区6场中,永阜、永利、王家冈实行晒盐法:;富国、西由、官台煎晒兼具。以位于莱州湾南岸中心地带的官台场为例,在清乾隆年间编著的《寿光县志》中记述了官台场当时“盐之产惟官台仍熬波出,余如台东、郑滩、宋滩等地俱以日曝不必济之火也。” 可见,清中期时莱州湾南岸地区的盐场已经普遍掌握了滩晒法,熬盐法虽还存在,但已经不具备主流地位。其制盐流程为:“择咸泉之旺者,浚而为井,其广也数寻,其深也数仞,其为囤形,而亦费数十金矣。由是而耕其地,方者池也,长者圈也,水曝于圈,盐产于池,而其为之也。以水注之谓之贯,以人踏之谓之跐,以碡挞之谓之压,以砘滚之谓之排······种之于圈而引以汲者曰绠,持以量者曰斗,荡以版曰湍,曝以日曰晒,深耕溉种立苗欲疏矣。”⑨

  民国时期晒盐工艺流程较以前相比更加繁杂,技术更加成熟,基本可以保证盐业产量的稳定性。“晒盐之期,春自三月至六月止;秋自八月至十月止”,其具体方法为:

  掘井:“择卤泉之最旺者,掘为井,周围植木桩,编葭(jia)苇,深数仞,广数寻,面之广倍于底百人邪,许费巨金而始成。”

  做圈池:“井旁为长畦,畦曰圈,圈有五圈。旁有方畦曰池,池有四。其制圈池也,以水浸之谓之灌,以人踏之谓之跐,以碡平之谓之压,以砘混之谓之排。必使其平如砥,坚如石,而后圈池为可用。否则渗漏皴裂,卤汁将为土食而盐不结。”

  制卤:“圈池既成,汲水于井,注于第一圈;暴一日,移至第而圈;而第一圈易以新水。其三四五圈层遞皆然。诸圈之水,按日灌注,陆续不绝,至第五圈则盐汁已成,然后注于方池中。”

  结晶:“先撒盐少许引之,炙以阳精,即结成颗粒。旋转坠落,顷刻寸厚矣。”⑩

  这一时期的制盐工具主要是水斗、木耙、碌碡、石磙、铁锨、木锨、抬筐、扁担、木扁夯等。

  与今天的原盐生产作对比,我们发现,尽管现代化生产工具已取代手工工具,但制盐生产流程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如今,莱州湾南岸地区的卤水井越来越深,曾经延续几千年的浅层地下卤水已不适宜制盐,现在的卤水井多是深度80∽150米左右的深层地下卤水了。

    

          语 

  总的来看,莱州湾南岸地区盐业生产从工艺上来讲,可分为三个阶段:陶器煮盐——铁器煮盐——晒盐。其中陶器煮盐又可分为非专业工具煮盐和专业工具煮盐,专业工具目前主要发现两大类:一是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盔形器;一是流行于东周时期的圜底罐。铁器煮盐工具主要有铁釜和铁盘,始自汉代,衰于清代;晒盐技术源自福建,始于明代,兴于清代,民国时完全取代,建国以来盐业生产技术也也越来越受现代工业化的影响,生产工具越来越趋向于机械化。

  遗憾的是,自汉至唐,莱州湾南岸地区的盐业考古工作相对薄弱,发现的遗址点分散且较少,文献中关于盐业工艺的记载较少,因此对这一时期工艺流程的判断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考古资料支撑;这还需要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加以注意。可喜的是,近年来在该地区发现了一些汉、唐时期的遗址,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盐业史提供了新的线索。

   

   

  注释: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

  ②韩有松、孟广兰、王少青等:《中国北方沿海第四纪地下卤水》,科学出版社,1996年。

  燕生东:《莱州湾南岸地区发现的龙山时期制盐遗址》,《考古》2015年第12期。

  ④⑦见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寿光市文化局:《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3期。关于“破罐取盐”,尚未定论,遗址现场的确发现大量的盔形器残片,但是否必须要在成盐后将盔形器弄破,值得推敲。也有人认为是煮盐过程中,盔形器受热后破裂。

  ⑤燕生东、田永德、赵金、王德明:《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存》,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九期。

  ⑥《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原文:“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臧(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鬻(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⑧⑩宋宪章主持编纂: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寿光县志》,青岛市潍县路宜今印務局承印。

  ⑨王椿总修,清乾隆二十年(1755)编著《续寿光县志》卷十一《盐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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